如此，笔者以为，从保护公民、法人等信用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权益角度考虑，以下界定更为合适，即信用修复是因征信过程中的错误或者因行为人的失信行为而使其信用发生减损，允许公民、法人等依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重塑其信用的制度。
[li]换言之，基本权利的行使并不以基本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即使基本义务的履行有瑕疵，也不能据此剥夺基本权利。《劳动法》以服从管理代替提高觉悟，作为遵守劳动纪律所要实现的主要预期效果。
2. 以企业为重心的权利配置 现行宪法实施以后，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的权利逐步被理解为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的一部分，获得了相应的宪法保护，其范围不断扩展，实现了权利配置重心由国家向企业的转移。[xlv]参见袁宝华：《我所经历的企业整顿与改革》，载《百年潮》2018年第4期，第10页。[vi]参见王锴：《部门宪法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法律成了纪律的靠山，服从纪律才能服从法律。就劳动纪律的制定权而言，《纲要》和《条例》都从三个方面挤压企业权限，突出国家的主导地位：第一，内容多，留给企业的补缺空间小。
作为宪法规范，遵守劳动纪律的语义是不完整的：何谓遵守？纪律由何人制定和执行？纪律包含哪些内容？这些问题都无法从字面上获得答案。[xl]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二是违法是否包含不当。
行政执法行为不仅关系直接相对人的利益，而且会对间接相对人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影响。在适用这一要件时，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比如，因行为人未及时查处存在安全风险的食品而导致群众食物中毒，这已经产生了事实上的因果关联，但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执法责任，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充分履行了法定监管职责，后者便是在规范层面对行为人的监管行为予以评价。在市场监管执法中，危害后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行为人的违法履职最直接的侵害对象就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一般来说，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依据应当是法律、法规、规章，它们都是有权机关按照立法程序制发的成文法规范。
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构成要件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重大过失是过失中的主观过错较为严重的情形。二是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重大过失与故意的认识因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故意和过失的区别体现为知和欲两方面。借鉴刑法上的客观归责理论，判断行政执法过错构成中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三个步骤：一是，执法规范所不允许的风险，意指市场监管行为不为法律、法规、规章等执法依据所容纳，以致具有产生重大危害后果的可能。比如，行政执法决定的作出是以负有法定职责的专业意见为依据，此时也不宜认为构成执法过错。如果没有违法履职，那么绝不能构成执法责任。
因违法履职而引发较大范围负面舆情，引发群众聚集、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等群体性事件，也都是对国家管理秩序的危害后果。有的因果关系是一望可知的，比如行为人在查封、扣押法定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解除查封、扣押。
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执法过错、是否应当追究执法责任时，主观过错与客观违法这两方面因素都要满足。如果行为虽然产生了风险，但是相当轻微而非重大，比如行为人虽然违反程序实施行政许可，但违法情节显著轻微，仅仅是在通知、送达等程序方面有所瑕疵，此时也不宜认为制造了不允许的风险。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9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造成危害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构成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应当依法承担行政执法责任。如果行为不至于产生危害后果，甚至会为社会带来较大利益，则不应视为制造风险。该条确定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构成要件，体现了将过错标准融入违法归责原则的思路。例如，开展未明确限制的行政执法改革创新、探索性试验，目的是改善市场管理秩序、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此种行为应受鼓励，不应视为违法[14]例如，在关于堕胎的立法问题上，虽然保护胎儿生命是宪法设定的目标，但在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立法者对胎儿的保护措施是否构成对父母自主决定权的过度限制时，应当尊重立法者选择目标实现程度的自由，即立法者可以选择在较低程度上实现目标（小幅降低堕胎率），或部分实现目标（明显降低堕胎率），甚至是最大化地实现目标（绝对禁止堕胎）。该案中，法院并非认为生命权的位阶更高，而是认为任何限制生命权的行为都必然导致生命的灭失，正如堕胎必然意味着扼杀孕育中的生命，因而对生命权的保护方案只可能体现为一种整体上的保护，不可能存在部分保护一说。
门中敬：《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与规范依据——以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为分析视角》，《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第94页以下。遗憾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未阐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内涵和适用标准，[10]而德国学界的相关讨论同样较为匮乏。
假设宪法对于立法者的保护义务不提出任何要求，仅从逻辑上讲，立法者可以认定第51条中的其他公民不享有任何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即完全尊重第三人的自由。不仅立法者的不（更多）作为可能根本不具备目的性，立法者在制定那些能够在客观上起到保护效果的规范时，或许同样不具备保护的主观目的。
即使在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中，提出主张的基本权利主体也只是其中一方，要么是防御权一方主体，要么是保护义务一方主体。有效性原则的要求是，不得存在对冲突法益损害强度相同却更为有效的手段。
与此同时，德国刑法未在原则上禁止堕胎，构成立法者的（部分）不作为，在第二种模式中，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将此种不作为视为审查对象。例如，对于一些新型权利，立法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侵权风险，或根本没有发现客观上存在（进一步）作为的可能。前者是宪法给立法者划定的基本权利限制上限，而后者是宪法给立法者划定的基本权利保护下限。例如，宪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笔者认为，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视为最低保护要求，充分尊重了立法者的决策空间。在考量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考量主体的不同有可能导致考量结果不同，这便涉及期待可能性的考量视角问题。
张明楷：《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梳理》，《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60页以下。然而，要求国家履行保护义务并不属于防御权的功能之一。
具体到存在何种危险才能引发保护义务，以及应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方案，除了应在适用期待可能性进行判断时给立法者留出一定的决策空间，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还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否则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无法对立法者发挥应有的效力。[1]传统理论认为，禁止私人间的权利侵犯与宪法并无关联，仅涉及在法律层面采取保护措施。
例如，健康受到损害或许能够恢复，生命权受到侵害或者隐私被媒体曝光，相应的损害后果就很难逆转。[37]虽然本案涉及的不是立法者的保护义务，而是政府的不作为问题，但两个问题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只能确定一个目标实现程度，而将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和手段交给立法者来决定。当不存在基本权利冲突时，立法者履行对某一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通常不会构成对其他基本权利的限制。
第二，两项原则依托的基本权利功能不同。依据重合说，这一界限也是对胎儿生命权履行保护义务应达到的边界，即仅当立法者采取的措施达到这一边界时，方可认定其履行了宪法的保护义务。
判断期待可能性应综合考量多项因素，并在现代科学和技术认知的基础上，以当前社会个体的通常接受度和容忍度为标准。在此，立法强制分娩会威胁到孕妇的生命权，意味着在防御权的面向上不具备期待可能性。
将期待可能性的要求纳入狭义比例原则后，狭义比例原则不再仅考虑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二）被保护人的期待可能性 明确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仅对立法者提出最低保护要求后，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具体个案中如何确定宪法所容许的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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